减税是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的现实路径
www.ev123.com 2008-08-05 21世纪经济报道
中国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,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推进下一步改革目标的阶段:我认为现在的中国实际上可以考虑大规模减税。
探讨中国宏观经济的氛围正空前炙热。通货膨胀来势汹汹，升值压力持续存在，企业在紧缩的政策下时日难挨，资本市场更是在跌跌不休中让投资者伤透了心。
当前最最紧要的问题是什么？
有人回答：抑制通胀；有人回答：刺激内需；有人回答：发展是第一要务，毕竟有13亿人要穿衣吃饭。
外有国际金融危机之忧，内有发展硬着陆之患。中国经济似乎到了一个关键点。
一方面是居民承受通胀的压力，企业在紧缩的政策下成本越来越高、利润率却走低；
另一方面是国家地方税收高速增长，政府财力越来越雄厚，投资规模越来越大，挤占市场空间越来越多。
梅建平教授主张，中国到了一个非减税不可的地步，而且要大规模减税。政府要让出更多的市场，让市场发挥其应该起到的作用。
调整的关键时刻
《21世纪》：大家对于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非常关注。您对下一阶段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怎么判断？
梅建平：我认为，2008年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。
目前，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，实际上与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所处的关键时刻非常相似，其中一个国家是日本，另一个是美国。
1973、 1974年，日本遭遇第一次石油危机，经济走势发生转变。换句话说，1973年、1974年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拐点。当时，日本面临的几大矛盾，都与当下的中国有相似之处。第一个挑战是石油价格的飙升。1973年底，震惊世界的史上第一次“石油危机”爆发，一场所谓因中东战争而起的石油危机在几个月内席卷了大半个地球，油价在很短的时间里增长了近四倍。而日本作为一个贫油国，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影响：伴随着石油价格的飙升，日本出现了高通胀，随后其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滑。这种局面使得日本经济实际上就从1973-1974年以后，从原来的1955年到1973年的年均增长9%的速度，下降到了直至上个世纪 90年代基本上维持4%这样一个水平，可见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。而且， 1973、1974年日本经济非但没有增长，反而发生衰退。
美国在1979年、1980年也遭遇了这样一个转折点。1979年，伊朗革命爆发，该国的石油出口受到破坏，从而引发了第二轮石油价格暴涨。1979年和 1980年两年间，美国通胀率持续在两位数水平(分别为11.3%和13.5%)，这是战后半个多世纪里罕见的现象。在所谓第二次石油危机来临之际，美国出现了滞胀，“凯恩斯的药方”不再管用。通货膨胀导致政府没有办法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，经济发展停滞又要使政府必须采取宽松货币政策。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，和中国目前的情况有几分相似。
《21世纪》：为什么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济能够有比较好的复苏？
梅建平：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下面几个原因。
第一就是美国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，使得通货膨胀在很短的时间里由两位数下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。而由此带来整个资本市场的恢复。因为美国的短期利率曾经一度升至18%左右。当然使得美国整个经济出现箫条。但美国经济出现箫条的时候，里根总统一方面及时采取减税政策，另外一方面又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，扩展政府支出，带动了美国整个经济的发展。
2008年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拐点，我觉得再维持10%以上的增长率是一种奢望，今后10-15年的经济增长，比较可能的增长率应该在8%左右。
《21世纪》：我觉得中国与日本、美国相比，可能还有不同之处：中国的制造业虽然得以长足发展，但是远远没有完成升级换代。而那时的日本和美国的发展程度，要比中国好。面对困境，这两国的企业渡过难关，或转型，要比中国的企业相对容易。
梅建平：这个观点我们可以讨论。但是我认为现在“中国制造”实际上也达到了日本70年代的水平，我认为这是没有太大争议的。
《21 世纪》：现在的国际环境对各国经济的影响，也已经远非在二三十年前的情况可比。现在的中国面对全球的通胀和经济发展放缓，尤其是美国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很大，据报道，房利美(Fannie Mae)和房地美(Freddie Mac)陷于困境，而中国是它们所发债务的最大海外持有者。您怎么看全球经济、美国经济对中国的影响？
梅建平：中国确实是买了相当一部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公司债券。不过我认为这些投资因美国政府担保风险不大。
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是蛮大的，但是我认为中国面临的经济发展困境最主要还是中国内部的原因。
实际上，中国经济从1978年到现在，“中国制造”到了需要经济结构转型的时候。换句话说，中国旧的经济体制和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矛盾，导致中国到了必须进行进一步调整的关键时刻。
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很多需要调整，微观经济结构更需要调整，要让市场发挥更主要的作用。
《21世纪》：您觉得中国现在是不是一个调整的好时机？
梅建平：应该说和前几年相比，中国的调整可能已错过了一些时机，但我认为现在中国仍有很好的条件进行调整。
治理通胀仍放首位
《21世纪》：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通胀和增长下滑的双重风险，而这也无疑给宏观调控提出了难题。您认为当下中国的宏观经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？
梅建平：首先是要克服通胀，其次才是想办法解决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问题。
为什么我认为抑制通胀更重要呢？我的宏观经济学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的，师承美国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。在学习过程中我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体会：通货膨胀是对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大破坏力的拦路虎。
通货膨胀的巨大破坏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首先，一般来说通货膨胀对低收入阶层的影响最大、最直接，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一定的压力。第二，使得整个原来的经济增长可预见性被破坏了，使其不确定性增加，令企业很难理性地做长期的投资和运营。这样一来，企业都比较容易进行短期行为，整个经济增长的质量就会下降。第三，通胀会导致金融市场不稳定，提高资金成本。所以，我认为通胀的破坏力相当强。
我不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是所谓的“结构性通货膨胀 ”，通货膨胀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货币行为，事实上还是中国央行累计起来的货币发行太多了。当然，所谓“热钱”要承担一定的责任。过去十多年来，中国央行每年的货币发行量都超过经济增长速度，因此钞票无形当中就多出来了。多发钞票虽然不一定马上就会反映为通货膨胀，但是时间一长，积累到现在肯定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通货膨胀。
《21世纪》：可是，从2007年下半年、2008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，结构性的价格上涨确实存在，比如说食品价格上涨说占的比重，始终都是比较高的，这也是支持一部分经济学家“中国是结构性膨胀”的这样一个数据支持。
梅建平：如果只是食品价格等结构性因素导致的通胀，整个物价水平不会一下子就同时起来。我想提醒读者注意，世界上任何一个发生通货膨胀的国家，不会是所有的商品价格都是同样的速度增长，上涨的速度都会是有高有低，都会是有一些引领物价上涨的因素，也还总会有一些是低于整个物价水平的商品。
从中国的宏观经济的角度来分析，要控制的是整体物价水平，而不是个别商品领域的价格上升。长远来看，如果食品价格的确上涨比较快，那么其部门利润一定会吸引新的资金投入。如果供给增加，可能通过一两年，这些商品的价格就会自然回落。
因此我个人认为，中国的通胀总的来说还是一种货币现象，而不是结构性的现象。
《21世纪》：治理通胀，有人建议用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制度。您如何看待人民币升值对通胀的作用，升值到什么程度才算到位呢？
梅建平：因为中国目前的通胀比较高，人民币实际上已经开始贬值，它的实际的购买力已经在下降。我个人做过一个粗略的估算，如果人民币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算，可能是在1美元兑6元人民币左右，从目前的1美元兑6.8元到1美元兑6元，离升到位的幅度差距已经不是太大。因此我赞成一步到位升值。
但是这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情况，就是对中国国内的制造业来说，可能会丧失更多的国际竞争力，可能会产生沿海地区很多出口企业的倒闭，或者惨淡经营。
《21世纪》：可有这样一个问题，您所认为的1美元兑6元人民币左右并不是全球共识，如果人民币已经升到1美元兑6元人民币了，那么仍然有人认为人民币升得还不够，还要升值。人民币升值一步到位有没有一个可以界定的界限？
梅建平：中国在目前的外汇储备情况下，应该有能力让人民币实行自由浮动，一步到位以后，再采取自由浮动汇率，当然这种自由浮动并不一定是完全的自由浮动，中国央行还是可以采取一定的政策来进行市场干预。
《21世纪》：您认为造成目前人民币没有实现自由浮动汇率的原因是什么？
梅建平：我认为主要还是就业的压力。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中国的金融企业目前并非已足够强大，能够应付完全可兑换的市场环境。我认为现在政府部门还没有足够的信心。
我所谓的“一步到位”，是指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的一步到位，并不是说实现像欧美完全的自由浮动汇率。中国当然也可以实行一定范围的自由浮动，这中间还有不同的政策选择，也就是说，在实现像欧美这样完全自由浮动汇率，和中国目前实际上的政府控制汇率之间，还是有很多的选择。
探讨中国宏观经济的氛围正空前炙热。通货膨胀来势汹汹，升值压力持续存在，企业在紧缩的政策下时日难挨，资本市场更是在跌跌不休中让投资者伤透了心。
当前最最紧要的问题是什么？
有人回答：抑制通胀；有人回答：刺激内需；有人回答：发展是第一要务，毕竟有13亿人要穿衣吃饭。
外有国际金融危机之忧，内有发展硬着陆之患。中国经济似乎到了一个关键点。
一方面是居民承受通胀的压力，企业在紧缩的政策下成本越来越高、利润率却走低；
另一方面是国家地方税收高速增长，政府财力越来越雄厚，投资规模越来越大，挤占市场空间越来越多。
梅建平教授主张，中国到了一个非减税不可的地步，而且要大规模减税。政府要让出更多的市场，让市场发挥其应该起到的作用。
调整的关键时刻
《21世纪》：大家对于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非常关注。您对下一阶段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怎么判断？
梅建平：我认为，2008年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。
目前，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，实际上与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所处的关键时刻非常相似，其中一个国家是日本，另一个是美国。
1973、 1974年，日本遭遇第一次石油危机，经济走势发生转变。换句话说，1973年、1974年是日本经济发展的一个拐点。当时，日本面临的几大矛盾，都与当下的中国有相似之处。第一个挑战是石油价格的飙升。1973年底，震惊世界的史上第一次“石油危机”爆发，一场所谓因中东战争而起的石油危机在几个月内席卷了大半个地球，油价在很短的时间里增长了近四倍。而日本作为一个贫油国，经济发展受到很大影响：伴随着石油价格的飙升，日本出现了高通胀，随后其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滑。这种局面使得日本经济实际上就从1973-1974年以后，从原来的1955年到1973年的年均增长9%的速度，下降到了直至上个世纪 90年代基本上维持4%这样一个水平，可见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。而且， 1973、1974年日本经济非但没有增长，反而发生衰退。
美国在1979年、1980年也遭遇了这样一个转折点。1979年，伊朗革命爆发，该国的石油出口受到破坏，从而引发了第二轮石油价格暴涨。1979年和 1980年两年间，美国通胀率持续在两位数水平(分别为11.3%和13.5%)，这是战后半个多世纪里罕见的现象。在所谓第二次石油危机来临之际，美国出现了滞胀，“凯恩斯的药方”不再管用。通货膨胀导致政府没有办法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，经济发展停滞又要使政府必须采取宽松货币政策。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，和中国目前的情况有几分相似。
《21世纪》：为什么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济能够有比较好的复苏？
梅建平：我认为最主要的有下面几个原因。
第一就是美国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，使得通货膨胀在很短的时间里由两位数下降到比较合理的水平。而由此带来整个资本市场的恢复。因为美国的短期利率曾经一度升至18%左右。当然使得美国整个经济出现箫条。但美国经济出现箫条的时候，里根总统一方面及时采取减税政策，另外一方面又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，扩展政府支出，带动了美国整个经济的发展。
2008年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拐点，我觉得再维持10%以上的增长率是一种奢望，今后10-15年的经济增长，比较可能的增长率应该在8%左右。
《21世纪》：我觉得中国与日本、美国相比，可能还有不同之处：中国的制造业虽然得以长足发展，但是远远没有完成升级换代。而那时的日本和美国的发展程度，要比中国好。面对困境，这两国的企业渡过难关，或转型，要比中国的企业相对容易。
梅建平：这个观点我们可以讨论。但是我认为现在“中国制造”实际上也达到了日本70年代的水平，我认为这是没有太大争议的。
《21 世纪》：现在的国际环境对各国经济的影响，也已经远非在二三十年前的情况可比。现在的中国面对全球的通胀和经济发展放缓，尤其是美国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很大，据报道，房利美(Fannie Mae)和房地美(Freddie Mac)陷于困境，而中国是它们所发债务的最大海外持有者。您怎么看全球经济、美国经济对中国的影响？
梅建平：中国确实是买了相当一部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公司债券。不过我认为这些投资因美国政府担保风险不大。
美国的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是蛮大的，但是我认为中国面临的经济发展困境最主要还是中国内部的原因。
实际上，中国经济从1978年到现在，“中国制造”到了需要经济结构转型的时候。换句话说，中国旧的经济体制和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矛盾，导致中国到了必须进行进一步调整的关键时刻。
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很多需要调整，微观经济结构更需要调整，要让市场发挥更主要的作用。
《21世纪》：您觉得中国现在是不是一个调整的好时机？
梅建平：应该说和前几年相比，中国的调整可能已错过了一些时机，但我认为现在中国仍有很好的条件进行调整。
治理通胀仍放首位
《21世纪》：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通胀和增长下滑的双重风险，而这也无疑给宏观调控提出了难题。您认为当下中国的宏观经济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？
梅建平：首先是要克服通胀，其次才是想办法解决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问题。
为什么我认为抑制通胀更重要呢？我的宏观经济学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的，师承美国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。在学习过程中我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体会：通货膨胀是对经济发展具有非常大破坏力的拦路虎。
通货膨胀的巨大破坏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首先，一般来说通货膨胀对低收入阶层的影响最大、最直接，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一定的压力。第二，使得整个原来的经济增长可预见性被破坏了，使其不确定性增加，令企业很难理性地做长期的投资和运营。这样一来，企业都比较容易进行短期行为，整个经济增长的质量就会下降。第三，通胀会导致金融市场不稳定，提高资金成本。所以，我认为通胀的破坏力相当强。
我不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是所谓的“结构性通货膨胀 ”，通货膨胀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货币行为，事实上还是中国央行累计起来的货币发行太多了。当然，所谓“热钱”要承担一定的责任。过去十多年来，中国央行每年的货币发行量都超过经济增长速度，因此钞票无形当中就多出来了。多发钞票虽然不一定马上就会反映为通货膨胀，但是时间一长，积累到现在肯定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通货膨胀。
《21世纪》：可是，从2007年下半年、2008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，结构性的价格上涨确实存在，比如说食品价格上涨说占的比重，始终都是比较高的，这也是支持一部分经济学家“中国是结构性膨胀”的这样一个数据支持。
梅建平：如果只是食品价格等结构性因素导致的通胀，整个物价水平不会一下子就同时起来。我想提醒读者注意，世界上任何一个发生通货膨胀的国家，不会是所有的商品价格都是同样的速度增长，上涨的速度都会是有高有低，都会是有一些引领物价上涨的因素，也还总会有一些是低于整个物价水平的商品。
从中国的宏观经济的角度来分析，要控制的是整体物价水平，而不是个别商品领域的价格上升。长远来看，如果食品价格的确上涨比较快，那么其部门利润一定会吸引新的资金投入。如果供给增加，可能通过一两年，这些商品的价格就会自然回落。
因此我个人认为，中国的通胀总的来说还是一种货币现象，而不是结构性的现象。
《21世纪》：治理通胀，有人建议用更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制度。您如何看待人民币升值对通胀的作用，升值到什么程度才算到位呢？
梅建平：因为中国目前的通胀比较高，人民币实际上已经开始贬值，它的实际的购买力已经在下降。我个人做过一个粗略的估算，如果人民币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算，可能是在1美元兑6元人民币左右，从目前的1美元兑6.8元到1美元兑6元，离升到位的幅度差距已经不是太大。因此我赞成一步到位升值。
但是这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情况，就是对中国国内的制造业来说，可能会丧失更多的国际竞争力，可能会产生沿海地区很多出口企业的倒闭，或者惨淡经营。
《21世纪》：可有这样一个问题，您所认为的1美元兑6元人民币左右并不是全球共识，如果人民币已经升到1美元兑6元人民币了，那么仍然有人认为人民币升得还不够，还要升值。人民币升值一步到位有没有一个可以界定的界限？
梅建平：中国在目前的外汇储备情况下，应该有能力让人民币实行自由浮动，一步到位以后，再采取自由浮动汇率，当然这种自由浮动并不一定是完全的自由浮动，中国央行还是可以采取一定的政策来进行市场干预。
《21世纪》：您认为造成目前人民币没有实现自由浮动汇率的原因是什么？
梅建平：我认为主要还是就业的压力。另外一个考虑就是中国的金融企业目前并非已足够强大，能够应付完全可兑换的市场环境。我认为现在政府部门还没有足够的信心。
我所谓的“一步到位”，是指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的一步到位，并不是说实现像欧美完全的自由浮动汇率。中国当然也可以实行一定范围的自由浮动，这中间还有不同的政策选择，也就是说，在实现像欧美这样完全自由浮动汇率，和中国目前实际上的政府控制汇率之间，还是有很多的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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